1966年,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先生,经历了一系列荒唐的事件,在三十多年后,他把一些经历写出来.我读了心情很沉重.现将部分内容转贴如此,希望人们牢记.那是比十次地震对中国的伤害都强十倍百倍的教训!   
                           
                           新闻界的滑稽戏“六一一”事件

    恰好这时发生了后来被称为“六一一事件”，工作组说我“故意给工作组脸上抹黑”，一下就把我列入“牛鬼蛇神”来批斗。

    什么是“六一一事件”？原来在6月11日的《人民日报》第6版上，刊登了北京永定门机械厂的工人李锦德的两幅速写画，有位工人打来电话，说这两幅画反动。工作组也批这两幅画反动。他们认为这两幅画反动的理由有三点：一是一幅画中22位工人在开批判会，中间放着一个写有毛主席的语录的黑板，这不是在批语录吗？二是另一幅画上画着墙上挂了一幅大标语，硬说“人家标语原来是红的，可印出来都是黑的，这不是故意把红标语说成是黑话了吗？”三是为什么故意把一幅标语分成两段，这不是故意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拦腰砍断了？”当时，我还在主持夜班版面编辑工作，工作组批判我这样是有意和工作组为难，给工作组脸上抹黑！

    在批斗我的会上，我作过辩解，可是参加会的革命群众根本不听我的解释，批我，骂我，喊口号打倒我。记得当时我说：第一，大家围着毛主席的语录牌开批判会，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不能说是批毛主席语录；第二，当时报社没有套红设备，一切红的字和画，在照像制版后印出来都是黑的，报上常把毛主席的话排成黑体字，是为了重视，引人注意，怎么能说这是把主席的话印成黑话了呢？第三，这是作者的原画，从创作来说，作者把口号的字写得很大，一行写不下就写成两行，是为了突出口号，不能说这就是什么“腰斩”。会议上你骂我嚷，乱喊乱叫。我也执拗，硬是把我的意见说完。大家又骂一通，“勒令胡绩伟继续检讨”，才算了事。

    当时，发生在新闻界的这类大笑话，并不少见。从人民日报来说，无独有偶，偏偏又发生在陈伯达工作组任命的新的“代理总编辑”唐平铸（原解放军报副总编辑）身上。记不得具体日期是哪一天，在一篇文章中有一句“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工厂一位女排字工把“万”字排成“无”字，几个校对和夜班编辑部都没有校出来，结果这句话成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无寿无疆”。这还了得！“革命群众”马上把唐平铸揪出来批斗了一通，责骂他“故意侮辱伟大领袖”。请看，毛主席派的陈伯达工作组竟然也侮辱毛主席，多么滑稽啊！会后立即将已经印出来的报纸通通作废，重新印刷，那个女工受到处分，几个月不让她上班。

    这段时间，这种奇奇怪怪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滑稽事不断发生。就在我曾经工作多年的陕西日报社，文革一开始，就把总编辑丁济沧揪出来打成反革命，新任命了一位革命派的总编辑，可是偏偏在那位总编辑上任不久的1966年8月24日的报上，第一版登了一张毛主席的照片，第二版登了一条新闻，标题是《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革命群众把报纸放在阳光下或灯光下一照，那个“纸老虎”三个字，恰恰排在毛主席的脸上。于是“造反派”动员了成千上万的人包围陕西日报社，把那位新上任的革命派总编辑也拉出来批斗了一通。

    这时，我真是被弄得昏头涨脑。革命了三十年的老干部，实在不懂这叫什么“文化大革命”？究竟要“革”什么“命”？街上破四旧更热闹，我原来的发式是蓄的背头，革命群众说这是资产阶级，只能剪成寸头。我们院里女同志穿的高跟鞋一律砸烂，花衣服更不能穿，封、资、修的文学艺术作品一律查抄销毁，红卫兵们可以任意闯入家里来砸“四旧”，人身自由、家庭安全被“红五类”随意破坏，一切都处于无法无天的“造反”之中。

    报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天天对我们走资派下勒令。食堂里贴着：“勒令走资派只准吃窝头咸菜！”办公大楼门口贴着“勒令走资派马上交出好衣服、皮鞋、收音机、照相机！”我只得冒着倾盆大雨回家，把出国时穿的衣服，包括我妻子胡一哉访问印度时穿的丝绸衣服，统统都交了出来。

    “勒令走资派参加清洁队，打扫清洁卫生。”我就成了清洁工。我这人无论干什么都是一丝不苟。我负责打扫的二楼厕所，把多年积留下来的尿碱擦得干干净净。我想，这也算得上是一种“革命”！

我成了挨斗的第一号走资派

    报社第一次开全社的斗争大会，大约是在8月24日下午。这时，吴冷西已经被关进了监狱，我是第一个上全社斗争大会被批斗的第一号走资派。会前，造反派们押着我们几个走资派去“游楼”。他们给我戴一顶黑纸做的高帽子，手里拿一个涂满墨汁的铜盆，叫我一边走一边敲打铜盆，一边喊着：“我是走资派！”我心里十分愤慨，又觉得荒唐可笑，索性像演滑稽戏似的闹吧！我见楼道里的人很少，大家不敢出来看，就把一个一个办公室的门打开，专门对着我的老同事、老部下们大喊：“我是走资派！”老同事们目瞪口呆。游楼快游到大礼堂时，拥来了一大群社外来的红卫兵，对我们拳打脚踢。幸亏报社印刷厂的几位工人把我们包围起来，他们说要把我们送到斗争会上去，如果打坏了，参加不成批斗会，他们负不了责任。实际上是他们奉主席团命令，对我们进行了保护。结果工人同志们挨的拳打脚踢比我多得多。

    到了会场，以我为首的报社一群走资派（编委会主要成员）十来个，都揪到台上，跪在台子前缘一大排。看押我们的红卫兵，不仅把我们的头尽量往下压，要打要踢完全自由。天哪，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遭到的第一次这样野蛮的斗争会，又吵又闹，又骂又打，开完会下来，已经到夜里十点了。我头昏眼花，腰酸腿疼，全身到处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我们的文艺部主任陈笑雨同志，就是在这次斗争会开完以后，他独自一人到复兴门外真武庙附近，跳进河里自尽了。

    紧接着，就把我们扫地出门，赶出了“黑窝”。我从煤渣胡同的宿舍搬到天桥宿舍。从八间房的四合院赶到一间十平米的小房。原来同我住在一起的姐姐和我的女儿，被赶到我的外甥女家里。使我最痛心的是我那十几个书柜的书，在我苦苦哀求下，只准我装了一小箱子书带走，其余的书被乱翻乱踩，抛撒满地，据外面传来的消息，很多单位更是搞得天翻地覆，人民日报还算文明得多。

    这时，外单位常有一些批斗会要人民日报的走资派去陪斗，我也只能充作吴冷西的代理人，参加过彭真、胡乔木、陆定一、杨尚昆、罗瑞卿的批斗会。以后斗刘少奇的大会，我也去陪斗过。挨斗最痛苦的是“坐喷气式飞机”，弯着九十度以上的腰，两只胳膊被人揪着，反剪在背后，时间一久，腰痛的实在受不了。我于是来一个“创造发明”，凡是在他们喊口号时，我也挺起腰来，举手高叫。他们喊“打倒胡绩伟”，我也喊“打倒胡绩伟”。这个办法还算有效，至少可以直一直腰，让弯腰的痛苦缓一缓，松一松。

    “文革”一开始，说邓拓是反革命，我想不通，以后反革命越来越多，连彭真、罗瑞卿也是反革命，我就暗中好笑了，心想，肯定这是搞错了！一定搞不长。

    开始说我是走资派，我想不通；说我是官僚主义，我觉得还有道理，反正这些年我确实是“埋头拉车”，没有“抬头看路”，相当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毛主席要自下而上揭露阴暗面，我觉得也有点道理。这时，让我到报社印刷厂装订车间去劳动改造，我觉得也大有好处。

劳动使我健壮，工人保护了我的安全

    我在装订车间从学用手工叠页子到用机器叠，很快成为相当熟练的工人。工人是八点上班，我七点就到，先把车间和厕所打扫的干干净净，工人背后称赞我干的不错。中午休息时间，我用两张报纸铺在地上，自己睡在上面。从下往上看，那些机器被我擦得锃亮，自己也感到很不错。我们车间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赵风华和一些造反派，对我的劳动态度认真、劳动质量优良都很满意。所以凡是要拉我出去批斗时，他们都要派人保护我，总是劝说别的造反派不要打我。有一次报社造反派搞了一个“走资派”的大牌子，勒令我一定要挂上。我说挂上妨碍劳动，他们也同意劳动时不挂牌子，可是下班回家时必须挂上，我死活不干。我说，走在路上，人家见我挂着“走资派”的牌子，还不把我打死。我就赖在车间不走，宁愿不回家，也不在上下班的路上挂牌子。车间革委会经过几番交涉，才同意让我不挂牌子回家。

    我的妻子胡一哉在北京市轻工业局作党委书记兼局长。开初批斗她还肯让她回家。听到邓拓自杀的消息后，我俩都很伤心，我们俩人约定好，一定不要自杀。我们住在三楼，有一次我站在窗台上擦玻璃，她硬是要用一根粗绳子拴在我腰上，另一头拉在她手里，怕我一狠心跳下去。

    以后，轻工业局的造反派把胡一哉关在地下室里，两天都不让回家，我只好带上她的换洗衣服去探望她。我走进那个地下室，使我大吃一惊，真像进了地狱一般，灯光暗淡，阴森森的。原来那里是一个地下洗浴室，他们把她关在一间女洗澡间里。在一张小木板床上，几个看管她的人一边打扑克，一边抽烟。其中一个女的，披着一件棉大衣，嘴里叼着纸烟，流里流气，她不让我见胡一哉，只答应转交衣服。她见我还买了一小包饼干和一小包糖，勃然大怒，拍着桌子把我大骂一顿，说：“你们这些走资派，公然还敢吃饼干糖果，真是忘不了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于是把我也关在一小间男洗澡间里，要叫报社革委会来人领我回去。我一下觉得自己好像落入了黑社会“拆白党”的圈套里，赶快什么话也不说。经过印刷厂革委会的交涉，他们才把我放出来。

    什么“文化大革命”，搞的这样恐怖！我原以为像这样乱七八糟的什么革命，至多轰过三几个月就会收场了，谁知越搞越火，林彪要刮“十二级台风”，来一场“天下大乱”的“全面内战”，各地已经由“文斗”发展到“武斗”，报社各派“革命组织”都在拉我们这些走资派去作斗争的筹码，有几位同事悄悄告诉我，千万不要卷进去，一个组织也不要参加，不然就麻烦了。我索性来一个装糊涂，什么也不说，什么大字报也不写，只是埋头劳动，老老实实地接受各式各样的批斗会。这期间，大概八九个月中，从中央各部委到各省市的领导同志都一一打倒，各省市党委都被造反派夺权，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夺权成功，人民日报就发表一篇庆祝社论，都夺了权，全国才由“一片黑”变成“一片红”，才从“修正主义的黑线专政”变成“无产阶级的红线专政”。连刘少奇、邓小平都打倒，我也就越来越莫名其妙了。

    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那种密切注意时局动向的老习惯。每天，我总要大体上看看贴满楼道的新大字报，下班时总要买一些各派组织出版的小报，回到家还要看看报上的社论和其他大块文章，越看越感到整个报纸的文风已经越来越堕落败坏。所有这些文章，都继承和发扬了“九评”的“光荣传统”，塞满了“黑体字”，都是马恩列和毛泽东的引语，文章都是从语录来到语录去。到了1968年9月1日纪念记者节时，《人民日报》发表了两报一刊编辑部的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陈伯达、姚文元他们精心策划、多次修改而成的。这是他们篡夺舆论大权的总纲领，是一篇语录新闻学的典型。文章攻击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诬蔑彭陆罗杨的是刘少奇的“狐群狗党”，谩骂邓拓、吴冷西、梅益（中央广播电台台长）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说中国的赫鲁晓夫把这些“叛徒、特务、走资派安插到各各新闻单位，占领了无产阶级的新闻阵地。”

    1986年，我担任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期间，为了正本清源，拔乱反正，组织新闻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选编了一本《马列主义新闻学经典论著》一书，我为这本书写了后记《评“语录新闻学”》，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找来一读，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